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一日千里，瞬息万变，个人要想跟紧并适应社会的发展就要付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艰辛的巨大努力。人们一方面要面对严酷的现实状况——贫乏困窘的生活和超负荷工作的压力，社会失正的愤懑以及无力改变它的郁闷，信仰苍白和心灵空虚的失落等，另一方面要应对负面的思想冲击——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等。现代人的心灵健康问题也就愈发突出并且日益严重。他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焦虑、沮丧、郁闷、迷茫、孤独、冷漠、恐惧、绝望需要安抚、慰藉和解脱。

在当代哲学践行家看来，那些在生活中经历着个人问题的人常常会被贴上“有病”的标签，而实际上许多这样的问题都是根植于那些潜藏在一个人对待生活以及生活中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方法之下的哲学困境。用医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只能压制那些症状，但并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而那些核心常常是哲学性的。哲学践行被视作传统心理治疗的一种自然的、不用药的替代方法，而哲学践行家也就是为人们的思想进行治疗或保健的医生，因而可以被称作“思想医生”或“哲学医生 ”。

哲学咨询通过澄清概念和对人们自身经历的洞察，以缓和人们的思想和存在的紧张关系，并提供心灵的宁静。哲学咨询是以哲学家的智慧帮来访者统合其见解并整理成有条理、可实行的个人哲学，解决其困扰，进而使一个人的身心更趋完整。

哲学咨询”这个名词虽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但和传统哲学的应用性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不少哲学家开始了哲学的应用，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伊壁鸠鲁等。

到了中世纪，哲学应用主要体现在宗教神学方面，与人的存在产生了疏离。在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哲学成了纯思辨的学问，应用性几乎丧失。18世纪中叶后，心理学和哲学逐渐分离，哲学似乎和应用离得越来越远。直到20世纪80年代，哲学的应用才再次恢复。

加拿大哲学咨询师 P．瑞比(Peter Raabe，也译为拉伯) 认为: 哲学咨询是来访者和哲学家进行的“一种自主性的哲学讨论”，“哲学家与来访者( 或案主) 面对面地讨论，以便思考必须决定的问题以及存在的疑问”

哲学咨询既可以助人，也可以自助；哲学咨询的目标不是提供答案，而只是提供思路。换言之，哲学咨询师像一个“助产士” (midwife) ，其作用是通过思想的对话和讨论， 借助某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方法，发现我们的思想盲区，清除我们的成见死结，由此找到更为合适的发展路径。

通过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对话”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是通过“对话”的模式体现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这种模式基于双方的平等，讨论的主题既可以是来访者的困扰，也可以是来访者引起话题后所产生的新话题。由于情境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不相同，因此，最好的咨询方法取决于咨询师的个人应变能力。

而当代哲学咨询对话的基本形式就在于运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回归“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是要追求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即给出事物的本质定义。哲学咨询中采用的“对话”涵盖三种形式: 开放性对话、自己与自己对话、文本对话。

简单地说，“哲学咨询”就是运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帮助人们解决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在加拿大从事“哲学咨询”的 P．B．拉伯( 他是第 一个以“哲学咨询”作为研究选题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曾经用几个“不是”来界定“哲学咨询” :它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它不是哲学的教学，它不是一种心理治疗，它不是一种科学的尝试，它不是一种随意的交谈，它不是一种宗教活动。从肯定方面来讲，哲学咨询就是哲学的实践活动，就是利用各种哲学方法帮助人们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思想观念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古老遗训，哲学家就如同一个 助产士，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达到理智的判断。

柏拉图认为，人类原本是知道应该如何生活得好的，只是他们后来忘记了，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们发现、回忆起来， 而哲学家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其方法则是苏格拉底对话。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洞穴譬喻告诉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谬误和假相当中，他们受自己的日常思维所限，一直以为自己眼中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其实看到的只是“影子”而已。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带领人们走出洞穴，把他们带到阳光底下，而不是给他们找一个更好的洞穴或者更亮的光源。这样的转变会是全面性的，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彻底转换，他们眼中看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他们的信念与态度也会发生重大改变。